我最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：我是不是根本就不應該回台灣？

看到 DeepSeek、月之暗面還有一些我能做、也很想做的職位，昨天晚上，我失眠了。

腦中不斷浮現那些年在上海、北京度過的無數個夜晚。

在小公司工作的時候，我曾經跟著老闆去陪投資人吃飯。

飯局結束後，他喝得爛醉，我一路把他背回家。到了家門口，他沒有立刻進去，而是坐在門口大哭，斷斷續續地說起自己如何從東北農村走進谷歌中國、盛大研究院，如何創業、賣掉一家公司，又一頭跳進另一個產業重新開始。

那天晚上，我第一次看見這個東北大漢一路走來的內心世界。

我也想起在小紅書的那些夜晚。

無數次修改方案，跟 CEO 吵架，然後加班把系統上線；無數次跟一群從矽谷回來的工程師站在陽台上，一邊喝酒、抽菸，一邊爭論系統應該怎麼設計。

那些日子很累，但我好像從來沒有懷疑過，自己為什麼在那裡。

回到台灣四年，我遇過不少創業者，也接觸過許多所謂的社會賢達。

我開始問自己：這些人究竟帶給了我什麼？

答案是無盡的失望。

我遇過話都說不清楚的「創辦人」、連公司的數字都搞不明白的負責人、想拿乾股的官員，也遇過想靠併購炒作話題的上櫃公司老闆。

更多時候，我坐在會議室裡說著話，感覺自己像個外星人，生活在一顆沒有人聽得懂我語言的星球上。

有一天，我無意間看到台灣幾家軟體公司的財報，忍不住打電話回家跟父親聊。

我才發現，這些有頭有臉的公司，營收居然連我們老家的養豬戶都比不上。

我問父親，為什麼他那一代的叔叔伯伯，好像不少人都做得很成功？

他告訴我：

「我們那時候，一群年輕人一起改造合作社。我們找人開課，教想進入這個產業的人怎麼養豬；幫助他們貸款，再由合作社入股。等他們真的養起來，合作社就退出。」

「我們一起跟供應商談判，甚至聘人直接跟丹麥、日本的貿易商談，把成本降下來。」

「疾病來的時候，我們就開會，把最好的獸醫找來一起研究。後來大家還一起出錢，透過美國期貨市場替原物料價格避險。」

聽他說著，我開始想起許多小時候沒有看懂的事情。

我小時候每個週末都有一項固定工作：把一隻隻小豬抱上秤，量完體重，再把數字寫在作業本上，拿去交給獸醫。

當時我只覺得那是家裡交代的雜事。長大以後才知道，那些歪歪扭扭寫在作業本上的數字，最後都會成為他們判斷養殖狀況的依據。

疾病來襲的時候，他們也不是坐在會議室裡講空話。

我小時候曾經看過，他們把整頭病死的豬拖進合作社辦公室，直接在裡面解剖。一群人圍在旁邊找原因，討論疾病從哪裡來、接下來應該怎麼處理。

那間辦公室既是會議室，也是臨時的解剖室。

我父親也當過很長一段時間的合作社董事。

1996 年，全盛時期的合作社與社員創造了超過百億元的產值。父親說，當時養得好的豬農，利潤可以達到二成。

而做成這一切的，只是一群回家繼承家業的豬農二代。

我問父親：

「你知道什麼是新創加速器嗎？」
「那是什麼？」
「就是你們當年在做的事情。」
「原來現在合作社還有新的名字啊！」

「可是我怎麼記得，小時候你們都在合作社裡講垃圾話？」
「那是在討論事情。我們當年是有董事會的，還請了一個台大畢業的人來當總經理。我們這些養豬的，不喜歡穿西裝，也不擅長跟政府官員打交道，就找一個人穿西裝，替我們去開會。」

我又問父親：

「你知道你當時其實很賺錢嗎？」

他說：

「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要把豬養好。合作社該開的會要去，這些事情要經營好。每個星期一要跟獸醫看數據，還要打電話給飼料商回報。」

小時候念書時，我很羨慕郭家兄弟這樣的創業家。

那個在鄉下長大的小孩，仰望著台北那些滿口創業、資金、融資的「創業家」，總覺得家裡這些叔叔伯伯很土。

十幾年後，這個鄉下小孩到外面繞了一大圈，才發現世界竟然如此荒謬。

原來，那些穿著雨鞋和青蛙裝、天天跟豬打交道的人，才是真正的創業家。

他們只是每天把該做的事情做好：把小豬抱上秤，把數字記下來；疾病來了，就把病死的豬拖進辦公室解剖；該跟獸醫討論的數據要討論，該開的董事會要去。

他們不需要把自己包裝成創業家，也不靠融資證明自己。他們拿自己的錢，扛自己的風險，靠本事撐起了一整個產業。

直到最近，我才明白：我懷念的或許從來不是上海或北京，而是身邊有一群真的想把事情做成，也有能力把事情做成的人。

我的父親和那些叔叔伯伯，也是這樣的人，只是我小時候沒有看懂。

而我回到台灣以後，已經太久沒有這種感覺了。